追记“黄瓜院士”侯锋:两元一斤吃上好黄瓜,不要忘了他

霍林郭勒网 刘 欣2020-11-20 05: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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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元一斤”吃上好黄瓜,国人不要忘了他

  追记“黄瓜院士”侯锋

  “黄瓜王”侯锋一辈子话少,前半生三句话不离黄瓜,后半生三句话不离黄瓜所。“我既然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同黄瓜联系在一起,就要继续为这个事业拼搏下去,直到永远。”多年前,面对媒体采访,侯锋曾郑重道出一句承诺

  本报记者雷琨、王晖  

  “黄瓜还弄个研究所干嘛?”

  20世纪90年代,天津黄瓜研究所一位工作人员“打的”上班,的哥看他这单位名称觉得挺新鲜。那位员工答得干脆:“八几年的时候,赶上过年黄瓜得卖8块钱一斤吧?现在你啥时买,黄瓜也就两块多钱一斤吧?我告诉你说,我们这黄瓜研究所啊,就是让你能吃上两块钱一斤的好黄瓜。”

  2020年11月7日,天津黄瓜研究所(现称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的创办者、黄瓜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侯锋走完了他92载的人生之路。中国工程院曾有五位“蔬菜院士”,如今少了最年长的“黄瓜王”。

  “我既然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同黄瓜联系在一起,就要继续为这个事业拼搏下去,直到永远。”多年前,面对媒体采访,侯锋曾郑重道出一句承诺。

  高象昶是侯锋在黄瓜研究所的老同事,如今再回忆起当年那场采访,高象昶感慨,“侯爷一辈子话少,前半生三句话不离黄瓜,后半生三句话不离黄瓜所,但他说到做到。”

  最重要的决定

  1954年,26岁的山东青年侯锋从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他被分配到天津做农业技术员。

  在津郊的一片菜地里,侯锋遇到了一位绝望的农民,他辛辛苦苦栽下的黄瓜苗染上了霜霉病。这种病还有一个残酷而贴切的俗称:“跑马干”,霉菌像癌细胞一样以跑马的速度扩散,被感染的叶片迅速干枯、爬满黄斑。一两周之内,黄瓜就会绝收,地里只剩下满眼枯黄。

  那时候,国内的黄瓜品种抗病性差,更谈不上植保技术,菜农只能靠天吃饭。地里下两场雨,黄瓜染上一场病,倒霉的时候霜霉病、白粉病一起找上门来,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

  看不得瓜农望天瞅地却无能为力的眼神,年轻的侯锋做出了人生中第二个重要的决定:专攻黄瓜抗病育种,帮农民抵挡“跑马而来”的病害。

  在此之前,他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学农。

  侯锋出身书香之家,抗日战争时期,为躲避日寇的铁蹄,他曾离开老家,随父亲辗转求学。初中是在河南洛阳念的,还没毕业,战火烧到洛阳,他又随学校迁往陕西。

  颠沛流离近10年,少年眼见着祖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眼见着农民失去土地、朝不保夕。学农的志向,就是那时埋在侯锋心里的。他盼着农民富祖国强,再不受外侮。

  侯锋是个执着的人,心里认准的事就得干,还要干到底。从津郊回来,这个大学毕业的“天之骄子”一头扎进了黄瓜地——1957年主持黄瓜地方品种整理研究;1958年主持日光温室黄瓜栽培试验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侯锋又和同样学农出身的爱人吕淑珍一起,率先在国内开展黄瓜抗病育种研究。

  霜霉病、白粉病都属于叶部病害,为了获取研究数据,两口子一早钻进试验大棚,一整天蹲在地里,一片叶一片叶地观察。

  5月进入人工授粉时节,为了避免蜜蜂等昆虫的影响,黄瓜花将放未放的下午,侯锋要自己动手,做扎花隔离。这是个细致活,也是个体力活:用十二三厘米长的红线,分别扎住雄花和雌花,第二天早上花开时把线解开,通过人工方式由父本花给母本花授粉。

  那样的夏天,塑料大棚里的温度最高能超过40℃,还不透气,侯锋从早到晚得在黄瓜藤前完成数百次“深蹲”。“衣服能拧出水来”这样的描述,用在他身上,一点儿也不夸张。

  热、苦、累都没能把侯锋赶出黄瓜地。即便“文革”期间被打成“牛鬼蛇神”,他还是向生产队长争取到八分地,继续搞他的育种实验。

  1969年,在侯锋的试验地里,能抵抗霜霉病、白粉病两种叶部病害的黄瓜新品种津研1号诞生——凶猛的“跑马干”第一次遇上了科技的“套马杆”。

  科学家也挑粪

  1980年,怀着几分忐忑,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生李加旺加入了侯锋、吕淑珍牵头的黄瓜抗病育种课题组。

  李加旺是在天津西郊菜区长大的孩子,身边种黄瓜的人太多了。他很早就听家里人说过,有个城里来的科学家叫侯锋,穿个棉袄,大冬天到村里给农民讲课;他也亲眼看到,这个科学家选育出的津研系列品种,给乡亲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变化——1978年,因为解决了国内黄瓜品种劣质低产抗病性差的难题,津研1、2、3号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奖,侯锋成了农民心中当之无愧的“黄瓜王”。

  “当年刚进课题组,见到侯师父、吕师父,有点像见了偶像似的,挺崇拜的。”李加旺说,“偶像”的生活跟他想象中不太一样。“课题组人不多,也没有雇工,一边搞科研一边搞实践。我们一个人分一个黄瓜大棚,扣膜、栽苗,什么活儿都干。侯师父那是大科学家,也跟菜农一样,自己装粪,装完吕师父就往地里挑。”

  李加旺记得很清楚,当年侯锋拿出一亩四分地的试验田,设计了一个钢结构大棚作为筛选品种的“病圃”。老两口四处搜集各种得病的黄瓜秧子或植株,剪碎了撒到地里,人为制造发病环境。

  “这个棚里什么病都有,还特别严重,有些抗病性不强的品种栽下去就死。”李加旺说,侯锋当时告诉他们,“只要是在这里头不死不得病,还能保证有点儿产量的品种,它在抗病性、耐病性上就算过关了。”

  20世纪80年代初,靠着一亩四分“百病地”,“津研”系列黄瓜品种能抵抗的病害从两种增加到三种,且具备在全国各地栽培的条件。更具杂交优势的新品种“津杂”系列也在此时崭露头角。

  “地里长出来的成果,比实验室里出来的更有说服力。”李加旺说,这是侯师父用行动教给他的道理。

  1983年,作为课题组里的年轻人,李加旺在侯锋夫妇的指导下,开始对国内的黄瓜品种资源进行整理。由他负责的两个大棚里,种满了从全国各地收集到的黄瓜品种。

  “长的短的、白的绿的,还有些不纯的品种,白的里头长绿的,嘛样儿的都有,那叫一个眼花缭乱。”李加旺笑着回忆当初的茫然,“你要整理总结各个品种的特性,可好多黄瓜按品种应该长那样,种出来却完全不是那样。这可怎么弄呢?”

  他跑去问侯锋,师父教给他12个字:“不怕累,多走路,勤观察,用脑记”。把脚下的黄瓜地走熟了,在大棚里把汗出透了,逼着自己把脑子用到了,自然会有收获。

  就是在这一年,由课题组育出的品种占到了全国露地黄瓜种植总面积的80%,黄瓜亩产由过去的1500公斤左右提高到5000公斤以上。我国黄瓜生产史上第一次品种更新换代就此完成。

  基地里“吃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