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租房记: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七次搬家

霍林郭勒网 刘 欣2021-01-13 06: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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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点特稿第1211期
  五年租房记

  搬家期限的最后一天,北京降温到了零摄氏度以下。我裹着羽绒服站在楼下守摊儿,搬家师傅用小拖车把我的家当陆续运下来。有七八个用胶带封好的纸箱,还有一把白色的办公椅,两个自己组装的置物架,一架电钢琴,一张折叠椰棕床垫。我的穿衣镜先被留在了楼道口。“这风一刮,挣你的钱都得赔镜子。”师傅跟我解释。

  这是我在北京第七次搬家。5年前刚来北京工作的时候,我身边只有两个行李箱。在那之前我在国外上学,在8平方米的宿舍住出了坐牢的感觉。

  在离单位不远的地方租下一间宽敞的卧室,我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安顿下来。  

  “北漂的第一个落脚点。”我在房间里拍了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写下,“希望拖着箱子四处漂泊的日子从此告一段落。”

  这份希望显然破灭了。几年过去,我辗转租过8个住处,跨越北京的3个区。

  同事说我是他们见过的租房运气最差的人。我也想不明白,我一个勤恳打工人,从未拖欠房租,为什么租个安稳的房子就这么难?

  

  我本来以为,只要避开黑中介,租房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作为一个新入职的记者,我的收入没多少,租房要求却有点高。我需要靠近地铁站,方便我出门采访说走就走。因为经常要在家写稿,室内环境也不能太差。坐着“看房管家”的电动车跑了几处之后,我通过长租公寓租下了北二环外一套三居室里的主卧,18平方米,朝南,带独立阳台,和舍友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房子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家属房。

  签长租公寓的好处就是方便省心。房间被装修得很新,家具家电都齐全,公共区域有每月两次的上门保洁,哪里坏了还可以免费维修。通过网站或App,客服和“生活管家”随时为我们服务。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加上服务费,我的房租一个月将近3000元。

  我的舍友是两个姑娘,一个在准备考研,一个在楼下的银行上班。我跟她们加了微信拉了群,在群里分摊水电费。我们就像住在同一层酒店的客人,除了在厨房碰见时会聊聊天,平时几乎不打照面。

  我开始舒坦地生活,摸清了附近最新鲜的菜市,不出差的日子在家学着做减肥餐。两个月后的一个周末下午,我突然听到大门传来“咣咣咣”的砸门声。一个愤怒的中年女人在外头喊,自己住楼下,我们房里的人在她家门口吐痰,让我们出来“把痰舔回去”。

  我和室友缩在屋里一动也不敢动。等她走后,我们发现金属的防盗门已经被凿出个几十个小坑,不知用的是菜刀还是斧头。

  我们立即打电话给长租公寓的管家,没几天,居委会就来了两个人了解情况。我们澄清我们3个女生没人会吐痰,经过楼梯的还有外卖员和快递员,希望他们跟楼下的住户沟通一下。

  被砍门之后,我和舍友都有些精神紧张,走楼梯总要左看右看,回家如做贼。

  平静一段时间之后,一天半夜,我在睡梦中又被“咣咣咣”的砸门声吵醒。我看了一眼时间,深夜1点53分。我翻出录音笔,打开自己房间门,让不堪入耳的叫骂声穿过客厅飘过来。第二天一早,我就拿着录音去派出所报了警。

  民警给我做了笔录,后续就再也没有什么动静。对方表示,半夜来砸是因为我们没关水龙头,还说我们这里“每天来来往往好多男人”。她每天从猫眼偷窥我们,连我舍友几点出门几点回来都知道。

  面对这样的安全隐患,长租公寓同意给我们办理无责转租或退租。于是住了不到3个月,我又开始找房子。

  

  第二次租房,安全是第一要务。

  考研的女生搬去亲戚家,我和在银行上班的舍友决定继续合租,我们需要电梯、安全通道和监控,这样就算邻居拿刀来砍也有路可逃。最后我们选定了附近最高档的小区里一套60平方米的两居室。

  安全是有成本的。我的新卧室朝西,面积也比之前的小,房租却骤升到每个月3900元。我们通过租房中介跟房东签合同,在房租之外还要支付7300元的中介费。女房东把鸡零狗碎的账算到小数点后两位,说电视线路坏了但是电视费她已经交了,所以这个费用应该由我们承担。

  在父母的资助下,我和舍友搬进了这套房子,感觉生活提升了一个档次。拥有了小客厅和沙发,我和舍友经常在一起聊天和吃饭,比之前的住处更像一个家。我有了整面墙的实木衣柜,把衣服按照颜色渐变顺序码进去。当时的男朋友送我回家在楼下磨唧的时候,装修精致的大厅还会提供一种都市偶像剧的画面感。

  然而,都市丽人的日子也没能长久。我接到单位通知,年后要去云南驻站一段时间。房子还剩下4个月租期,我降到每个月3000元才把自己的卧室转租出去。

  从云南回来之后,我搬到了离男友学校比较近的五道口。之前住在朝阳区,跟他算得上异地恋,打车见一次面就要花50元。五道口聚集着好多家科技公司,房租偏高,我通过长租公寓租下了五居室里的一间小屋,11平方米,月租3300元。

  因为房间小,我开始研究储物收纳技巧。我的书桌和床之间的距离容不下两个人一起坐下吃饭。男朋友过来的时候,我们只能把床单掀起来,在床垫上面铺报纸和餐垫,把床变成餐桌。

  这一次舍友多,我开始体会到合租的麻烦。每天早上,我把洗漱用品拿在手里,竖起耳朵听被占用的洗手间什么时候开门,随时准备冲过去。我在家写稿需要安静,但是每天都有快递员和外卖员咚咚咚地敲门。我从不吸烟,房间里却时常弥漫烟味。

  自从隔壁搬来一个美国男生,居家生活就更让人头痛了。他三天两头轰趴,把音乐播得震天响。有一天,我发现一只杯子不见了。我在冰箱上贴了寻物启事,那个美国男生告诉我,那只杯子被他摔碎了。到那时我才知道,长期以来他都在使用我的餐具和筷子。“我以为它们是公用的。”他一脸诚恳地对我说。

  一年租期住完,男友也毕业出国了,我没有续租下去。

  

  第四次找房的时候,我已经因为身体原因病休了一段时间,收入减少了,我想在租房上省点钱。

  我找到了一个房东直租的房子,不住家的房东女儿空出来一间卧室。房间有些狭小,窗户的一半视野被对面墙挡住,但好在家具齐全,衣柜、书柜、床和写字台都是定做的,严丝合缝地卡在里面。房东按着女儿在外面的租金每月收我2800元,水电费也不用我分摊,对于三环外近地铁的房子来说,这是非常实惠的价钱。

  和房东住在一块,有点像给自己找了个寄宿家庭。我跟房东女儿年龄相仿,管房东叫叔叔阿姨。房东阿姨的父母就住在楼下,让我管他们叫姥姥姥爷。有时候姥姥亲手包饺子,从楼下给我端一碗上来。我出差回来时会收到阿姨的微信,告诉我冰箱里给我留了一个菜团子。男朋友从日本来北京看我,叔叔还专门炖了酱大骨在家招待他。母亲节的时候,我给房东阿姨准备了贺卡,里面写了长长的感谢。

  一起生活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姥爷每天早上5点半起来遛狗,但凡看见我窗户透出亮光,就得数落我几天。后来我再通宵工作的时候,就把台灯压低埋在被子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