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鉴真纪念堂

霍林郭勒网 刘 欣2021-01-14 16: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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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与鉴真纪念堂

  ▌袁帆

  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历史上,唐代高僧鉴真(688—763)是一位耳熟能详的传奇人物。他的历史作用,在于将中国盛唐时期形成的辉煌文化广泛传播于日本,推动了日本佛学、医学等诸多领域的进步,同时也将唐代成熟的建筑技艺带到异域,在奈良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对日本的建筑文化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可谓:“巍巍鲁殿,灿灿奈良。庄严庙像,俨然盛唐。”

  鉴真大师也许不会想到,正因为他当年在日本进行佛学、医学、建筑等领域的文化实践,不仅使自己受到了日本人民世代敬仰,也让他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紧密联系,而推动这种联系建立的几位关键人物中,除了著名宗教界领袖赵朴初(1907—2000)以外,还包括一位伟大的建筑学家,他就是梁思成。  

  梁思成(1901—1972),是中国第一代经过系统学习西方建筑理论的著名现代建筑学家之一,同时又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就。他在1942年用中英文撰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不仅能让此后的中国人在建筑领域中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并且令国际建筑学界彻底改变了昔日认为“中国没有建筑史”的偏见,为中国找回了一种失落已久的“民族的建筑历史和文化精神”,奠定了中国建筑史在世界建筑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我们将探索历史的目光回望1963年时,会惊喜地发现唐代的佛教大师与现代的建筑大师产生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历史性交集,而这次交集的硕果就是由梁思成担纲设计的“扬州鉴真纪念堂”。2021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在这个时点回顾鉴真纪念堂的设计建造过程,无疑是对他一生建筑文化实践的特殊纪念。

  鉴真纪念堂的设计建造背景

  1963年是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当时中日两国的宗教界为了纪念这位古代杰出的大师,商议决定分别在两国多地举行纪念会或法会。中国政府还决定在鉴真的故乡——扬州,建立一座纪念堂。纪念堂选址于当年鉴真传法的寺庙“大明寺”东北侧的一块空地上。由于这项工程需要极高的中国古建筑造诣,同时又事关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因此中国佛教协会邀请梁思成先生主持这项工作。

  梁思成在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中,深刻认识到,“不论何时何地,宗教都曾是建筑创作的一个最强大的推动力量”。当年对五台山佛光寺的实地勘察让他对唐代寺庙产生最直接的印象,多年来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潜心研究更让他对仿古建筑的营造范式熟稔于心。此外,梁思成在二战末期力劝盟军不要轰炸存有大量日本古代建筑及艺术国宝的奈良和京都,最终为日本和全人类保留下这两处“世界文化遗产”,这也让他被日本人民尊称为“古都恩人”,在中日两国交流中产生着无可替代的影响。这些特殊因素都决定了由他领衔设计“鉴真纪念堂”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梁思成一生中作为著名建筑学家取得的学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由于他同时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再加上他的身体健康等种种原因,这也决定了他不太可能是一位多产的“建筑师”。而事实上,他一生中亲自设计的建筑项目确实不是很多。据有关研究资料统计,包括与他人合作设计的建筑项目共有12项,其中在1949年之后参与设计的项目只有4项,包括举世瞩目的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52),任弼时墓(1952)、林徽因墓(1955),最后一个项目正是位于扬州的“鉴真纪念堂”。

  非常遗憾的是,当年设计鉴真纪念堂的全过程,至今未见详细的系统性记载。但可以确认的是,梁思成在接到设计任务之后,曾亲自与同济大学古园林建筑专家陈从周(1918—2000)教授一起,于1963年夏季到扬州实地勘察,将陈先生带来的“大明寺”实测图与现场逐一校对,研究总体设计方案。因鉴真纪念碑需要先期制作,所以当时就在扬州拟就方案,并由梁先生亲自画好草图,“交扬州城建局何时建同志画正图,接着很快就施工了”。

  所幸我从文物市场获得了一份由“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年纪念委员会”编纂的,由梁思成署名的《扬州鉴真大和尚纪念堂设计方案》,这就成为今天了解当年设计结果的最直接资料。通过解读这份珍贵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地归纳出设计方案的要点,感受这座梁思成倾注了大量心血的著名建筑之魅力。

  梁思成主持设计的鉴真纪念堂

  扬州鉴真纪念堂的建筑体量虽然不大,却包含了大量宗教、历史、建筑等多领域的文化信息,具有非常典型的样本意义,注定成为“梁思成”研究的经典案例。

  一 鉴真纪念堂是仿照金堂设计

  鉴真纪念堂是仿照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金堂”设计的。建成已超过1250年的“唐招提寺”是鉴真大师在日本留下的最主要之遗物,被日本人民视为“国宝”。而金堂,是以唐开元、天宝时期中国佛殿为蓝本而建造的,在总的风格上和中国现存的唐代佛光寺大殿极为相似。“它是日本建筑,也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它是一千二百余年前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是中日两国人民文化、艺术间的血缘关系的重要标志”。

  梁思成有一句著名论断,“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学子没有不知道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和鉴真大和尚的。”他本人对日本的唐招提寺和中国的佛光寺更是有深入的研究,因此自然对鉴真纪念堂的设计有其独到、深刻的见解。建造鉴真纪念堂最简便的办法是“照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但扬州选定的地址面积不够开阔,不足以支撑类似金堂的体量。有鉴于此,梁先生在设计中,“将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的金堂,减缩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纪念堂。”根据测算,鉴真纪念堂的设计面阔仅为18米,比总面阔为28米左右的金堂缩窄约30%。

  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在进深上采用四开间等分布置,堂内可以有两个开间的进深,显得绰绰有余,在第四排的金柱上可以直接立“扇面墙”,作为佛像的背景。但扬州鉴真纪念堂由于进深改为三间,这就给堂内布置带来了一些问题。为解决这个矛盾,梁思成在设计中将进深方向的三开间进行“不均匀”处理,中间一间大于前后两个开间,同时,以后檐墙代替“扇面墙”,取消了金堂原有的扇面墙与后檐墙之间的夹道。这样的处理基本保持了与金堂内部一致的空间感觉,但唯一的缺憾是内部净余两间的深度不匀,好像中柱“不中”,但这并不会对空间使用功能造成严重影响,一般观众甚至完全不会对此有所察觉。应该说这样的安排还是很巧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