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陷入“生育陷阱” 东北低生育困局待解

霍林郭勒网 刘 欣2021-02-21 02: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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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低生育困局待解

  近日,东北低生育的困境引发关注。

  其实,早在20年前,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东北三省就已坠入学者口中的“生育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0。《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年》显示,从2006年到2015年,东北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21%,远不足全国同期水平0.5%,人口增长基本趋于停滞。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表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随后引发关注。  

  昨晚,国家卫健委就答复再次作出说明,指出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

  尽管如此,东北地区的低生育率问题仍是一个公共议题。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如何逃脱低生育陷阱,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提前陷入生育陷阱

  家住长春59岁的刘女士,越发觉得周围职业的老年化倾向。“我年轻的时候,很多岗位都是年轻人的,比如说商场营业员、公园售票员等。但我现在逛超市,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刘女士毕业后到学校工作,学校里的职工大多是20来岁的小年轻。后来,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少。“尤其是我退休之前,2012年左右的时候,在我们单位打工的人几乎都是40岁左右的人了。”

  在这次“东北率先探索放开生育限制”的话题进入公众视线之前,东北人口生育困境已浮出水面。

  总和生育率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按照某年的生育水平或生育模式,平均每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要达到正常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的基本平稳,总和生育率一般要达到2.1,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以下,有学者把它叫作生育陷阱。”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说。

  来看东北地区的数据:2000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98、0.84和0.88,已低于1.0。十年后,2010年东北三省总和生育率进一步降为0.74、0.76和0.75,已经接近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的水平,在全国分列第3至5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北地区的人口问题不是两三年间才有的事情。“我们在关注东北经济振兴问题中发现,从改革开放以后,当地生育率就相对较低。”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排头兵的东北老大哥,1949年城镇化率已达到21.27%,1995年东北地区城镇化率达到49.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4个百分点。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才到东北参与经济建设,所以东北人口素质在全国来看也比较高。人口学上讲,一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越高,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因此,在没实行严格控制生育政策时,东北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了。

  也就是说,近几年开始成为公共话题的低生育率以及生育意愿的转变,东北地区早已有了切身体验。

  “经济发展会让人们享受到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随着孩子养育成本上升,孩子的效用下降了。而在社会的发展下,女性受教育水平增高,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在学业及工作层面,因此生育意愿比较低。”姚引妹说。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她直言。

  除却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对生育的自然“降温”,计划生育的国策则加速了东北地区向低生育率的转变。

  宋丽敏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东北地区控制得比较严格。因为政策执行力度大,使很多人不敢违反生育政策,这又与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相关,“单位人”多,易于通过工作、身份等进行控制。

  “城镇化越是发达的地区,职工比例越高,他们不仅享有劳动保障,而且在住宅、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享有较高的福利待遇,一旦因违反政策而遭受处罚,受到的经济损失更大,不仅要缴纳罚款,而且对其升职、加薪造成直接影响,甚至面临失业或被注销城市户口。”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侯力曾撰文指出,很少有城市职工愿意为多生育而承担违反政策这种高成本,从而使计划生育政策在东北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前文中的刘女士回忆,此前的一个邻居,因为超生被罚款,工资降了级,生活也变得很紧张。“后来这个惩罚程度似乎越来越重。我们那个年代的工作和现在不一样,有人丢了工作可能真的就没有营生了。”

  低生育格局已然显现

  多重因素下,东北低生育格局已然显现。宋丽敏前几年在生育研究中提出了“生育意愿刚性”的概念。她解释称:人口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低就很难提升,进而形成一种惯性,不愿再多生育子女。

  27岁的杨景尧直言自己这一代人多生的意愿不大。“我身边的同龄朋友,人在长春的大多数已经结婚,也有不少生了孩子。但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个朋友生了二孩。”

  2011年,辽宁省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

  侯力指出,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东北2010年0-19岁人口占比已降至 6.01%。经过代际传递以及规模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未来20年东北地区育龄人口将进一步下降,必然会对生育水平下降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

  不容忽视的是,东北人口生育的雪上加霜更绕不开经济问题。此时,东北地区已经褪去老大哥的发展态势,进入产业转型的阵痛。

  2015年末,辽宁省常住人口相比2014年减少了9万;同时,辽宁也是2016年上半年GDP增速排名中,全国唯一一个负增长省份。

  国家卫健委此次在答复中也表示,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2015年辽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体制转换及结构转型矛盾突出,人口出现了净流失。经济下行,影响居民的就业机会、就业收入及未来发展前景,所以就会出现人口外流。”宋丽敏称,我们研究时用常住人口减去人口自然增长数量发现,2000年到2014年,辽宁省年均净流入约5万人。从2015年开始,年均净流出5万人左右。

  宋丽敏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做过微观研究,选择了1万多个样本,结论是:人口外流与经济增长速度、工资水平、对外开放度和人均资本水平关系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