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抓新型网络犯罪 网络空间不容犯罪藏身

霍林郭勒网 刘 欣2021-02-22 0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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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空间不容犯罪藏身

  相貌普通的黎一在“黑客”界是“大师级”的存在。在他眼里,一般的专业工程师与他“过招”无一不似“菜鸟”般被“秒杀”。

  三年前,黎一在同伙温迪、袁鹏的协助下,利用上海一家理财公司网络系统存在的漏洞,先后从该公司理财平台窃取5000多万元。2020年6月18日,法院以盗窃罪作出一审判决,黎一、温迪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记者从最高检获悉,检察机关近年来办理的网络犯罪案件以年均40%的速度攀升,2020年达到了54%。尤其是在战疫期间,检察机关办理的诈骗犯罪案件有三分之一是利用网络实施的。  

  专家分析,新型网络犯罪正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等新技术被实施于各个环节,已经形成“黑灰产业链”和犯罪利益联合体,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分工合作、相互交织,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安全稳定。

  新型网络犯罪特点:作案手段升级,分工日益细化

  最高检网络犯罪研究中心主任谢鹏程告诉记者,新型网络犯罪与传统网络犯罪不同的是,这类犯罪呈现出明显的集团化、产业化、智能化状态,表现出跨部门、跨行业色彩,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网络犯罪黑色产业链。

  北京市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在新型网络犯罪中,作案手段高度技术化且不断升级是明显特征,如“爬虫”“嗅探”“逻辑炸弹”等新型网络犯罪层出不穷。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嗅探”设备,远程劫持相同基站下活跃用户的手机号及短信内容,后利用实名制手机号与身份信息的关联性,进一步查询到被劫持手机号对应的身份证号,再通过“手机号(或身份证号)+验证短信”方式登录被害人注册过的一些移动支付平台,获取被害人的银行卡号,以网络游戏充值等方式窃取被害人钱款。这种新兴犯罪,使得犯罪分子可在被害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远程操控被害人的移动支付账户。

  同时,新型网络犯罪的另一个特征是“分工日益细化”。在黎一侵入某理财平台计算机系统盗窃巨额资金一案中,黎一、温迪等人就有详细的分工计划。黎一负责寻找“软柿子”(目标),温迪负责筹备银行卡和设备器材,袁鹏负责物色持卡取现人员,且相互之间单线联系,多数互不认识,整个作案过程显然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台本。

  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较之于传统网络犯罪,新型网络犯罪的产业链条特征明显,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犯罪分工明确。产业链上游提供技术工具,制作木马病毒,通过网页、邮件等形式“挂马”,诱导用户访问下载并在用户的电脑中种植木马软件,以此来获取用户电脑中的信息或者直接控制用户的电脑。产业链中游将获取的用户账号、密码等信息通过数据平台清洗后既可以用来盗取财产,也可以以用户信息为对象直接转卖获利,而其控制的“僵尸网络”在发动网络攻击时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产业链的下游则以盗窃、诈骗等形式将获取的数据变现。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惩治手段必须跟上

  作为惩治网络犯罪的重要力量,最高检将打击治理网络犯罪作为重点工作,先后开展了多次有影响的行动。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严重危害网络安全犯罪持续多发高发的情况,检察机关积极参与“断卡”“打击治理跨境赌博”等专项行动。“断卡”专项行动以来,依法严厉打击非法买卖电话卡、银行卡的人员,特别是重点打击专门从事非法收购、贩卖“两卡”的人员以及与之内外勾结的其他人员,共起诉8000多人;会同公安机关,深挖诈骗犯罪线索,共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2.3万多人;针对假借创新名义在网络上实施的金融犯罪,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督办重点案件,有力防范金融风险。

  为系统性推进互联网治理,2020年4月,最高检还成立了由12个内设部门参加的惩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研究指导组(下称“研究指导组”),并在最高检检察理论研究所成立网络犯罪研究中心,将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点任务谋划部署,推动形成惩治网络犯罪的检察合力。同时,最高检还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积极推动行业监管,加强源头治理。

  记者了解到,“研究指导组”成立后,最高检汇集各方力量,加强统筹指导,在惩治网络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最高检积极指导地方加强对涉疫网络诈骗、制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哄抬物价等犯罪打击力度,释放出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有力维护了防疫秩序和社会稳定。

  同时,最高检还于2020年4月中旬召开了“严厉打击网络犯罪,共同防控网络风险”新闻发布会,发布检察机关打击网络犯罪指导性案例,针对手段不断翻新、危害越发严重的新型网络犯罪,表明了“网络空间不容犯罪藏身”的检察立场。

  2020年“6·26”国际禁毒日前夕,最高检又发布了“强化法律监督 推进毒品犯罪检察治理”典型案例,专门介绍当前涉网毒品犯罪最新态势,突出阐释了利用互联网实施毒品犯罪案件情况,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2020年11月,最高检围绕网络黑灰产业链条整治、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问题,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六号检察建议”,提出治理建议,旨在加强网络监督执法,共同推进网络综合治理。

  此外,最高检还发布了一批依法严惩网络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办理“杀猪盘”式网络诈骗,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办理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公益诉讼案件等。

  有统计显示,2019年1月至2020年11月,检察机关共起诉网络犯罪案件5万余件14万余人,共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等案件1.1万余件2.7万余人。

  办案难点通过改革创新逐步破解

  一年来,打击新型网络犯罪成绩明显,但办案现实也提出诸多挑战。由于网络犯罪具有“非接触式”特性,特别是新型网络犯罪的许多形态都是首次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侦查、取证以及认定带来难度。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办理新型网络犯罪还有不少难点需要破解。

  首先,电子证据提取难问题需要破解。司法实践中,由于电子证据海量、分布广,收集难度很大,侦查机关囿于技术水平限制、缺乏应对新型网络犯罪的经验以及对犯罪的预判不足,导致对电子证据的取证不够及时精准。

  其次,法律认定难问题需要破解。由于新型网络犯罪在方式和手段上往往都是以前没见过的花样,且在司法实践中又缺少例证可循,给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准确定性带来极大挑战。如“薅羊毛”“恶意刷单”“反向刷单”等行为能否以破坏生产经营罪认定、网络直播平台淫秽表演能否认定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深度链接是否侵犯著作权等问题在实践中意见不一。

  第三,跨区域办案协作难的问题需要破解。虽然法律赋予了网络犯罪广泛的管辖权,但实践中还存在分散管辖、各管一段、协作不够顺畅等情况。

  第四,国际司法协作机制还不够顺畅的问题需要破解。因为新型网络犯罪有非常明显的跨境特征,犯罪人员跨境流动、网络资源跨境使用、犯罪行为跨境实施,这些都对国际司法协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