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国家要你干什么,就去干”

霍林郭勒网 刘 欣2021-02-24 07: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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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关注丨孙家栋:深空牧星人

  2月22日上午,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会见。当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坐着轮椅入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他是92岁的孙家栋院士,“两弹一星”元勋、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这久久不息的掌声,是人们发自心底的敬意。

  作为我国卫星事业和深空探测事业的开拓者,孙家栋被称为中国航天的“大总师”:他是中国第一枚导弹总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一号”工程、中国探月一期工程的总设计师。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从“风云气象”到“北斗导航”,背后都有孙家栋的身影。  

  “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

  2月10日晚,腊月二十九,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环绕火星成功”的消息从这里传出。几乎第一时间,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叶培建院士收到一条短信:祝贺近火制动成功!

  短信发送人,是孙家栋。

  “无论是嫦娥五号完成取样、成功返回,还是‘天问一号’近火制动,每次任务完成以后,孙老总都一定会给我发个信息。”叶培建告诉记者,之前有重要任务,孙老总都会亲自到发射场,“这些年,他年纪大了,走不了太远的路,就给我发信息,我替他转达祝贺。”

  耄耋之年,航天仍是孙家栋最关心的事。就像3年前他在“风云二号”系列最后一颗卫星——“风云二号”H星发射现场说的那样,“搞了一辈子航天,它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1951年,孙家栋应召入伍,获得去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的机会。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了中国留学生,当时孙家栋在现场聆听了讲话。

  “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一刻,28岁的孙家栋热血沸腾,他下定决心:“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

  这样想,也这样做。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让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由此开启了孙家栋为之奉献一生的航天事业。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那一年,孙家栋41岁。

  “消息公布以后,我们坐车往天安门广场跑,但根本进不去,人山人海,都在庆祝。”孙家栋回忆道,“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最大的感受是“扬眉吐气”。

  扬眉吐气的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那时,中国航天没有资料、没有经验、没有专家,几乎一张白纸。要在“一穷二白”中白手起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现在看简单,但那个年代第一次搞,就连一个满足质量的简单的21芯插头都找不到。工业水平、科技水平都有差距。”孙家栋这样形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国科技工作者创造了里程碑式的奇迹和壮举。

  “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站得高、看得远、能提前谋划”

  “东方红一号”发射后,中国航天事业继续向更高的目标挺进。

  在航天专家黄江川心中,自己从毕业刚入行,到成为“嫦娥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嫦娥二号”卫星总设计师,孙家栋始终是他的偶像,是领导,更是老师。

  1986年,黄江川硕士毕业,一进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五院),就参与了我国第一代传输型地球资源卫星“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的研制论证工作,当时的工程总师正是孙家栋。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正式启动,已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出任工程总设计师。

  很多人不理解,孙家栋早已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孙家栋回答:“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做总师很考验带队伍的能力。孙老总能在多种意见、背景复杂的情况下凝聚共识,也能在争议和困难重重中顶住压力,作出长远的决策。”黄江川告诉记者。

  2007年,“嫦娥一号”迈向深空,中华民族终于圆了千年奔月的梦想。当卫星绕月成功的信号传回指挥中心,人们欢呼、拥抱、握手庆祝,孙家栋却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悄悄背过身,用手绢擦去眼角的泪水。

  “孙老总是我们的老领导、老专家,也是探月工程一期的工程总师,我是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在叶培建眼里,孙老总是一位战略科学家,站得高,看得远,能提前谋划。

  “嫦娥二号”与“嫦娥一号”同时研制,原本作为其备份。“嫦娥一号”卫星发射前,孙家栋在发射场跟叶培建说:“老叶,‘嫦娥一号’做得很好,能成功,但成功以后,‘嫦娥二号’怎么用?”

  “他当时就提出,能不能去火星?我们一分析,‘嫦娥二号’还真能去火星,但是火星距离太远,当时测控能力达不到,最后就改成了探月二期工程的先导星。”叶培建说,孙老总的提议,让中国航天的目光望向更遥远的宇宙深处,直接引发之后火星探测的立项推进。

  当时也有人认为,“嫦娥一号”任务已经成功,没必要再花钱发射备份星。然而事实证明,“嫦娥二号”不仅在探月成果上更进一步,还为后续落月任务奠定了基础,并且成功开展了多项拓展试验。

  “这就是长远的战略眼光,不只是为了一次任务圆满成功,也是为后面的探月工程,甚至是行星探测,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孙老总能协调好稳妥和创新的关系,这点令我很钦佩。”黄江川说。

  此前,得知孙家栋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叶培建给他写了一条信息:“您永远是我们航天人的大旗”。

  “孙老总的贡献,除了众多工程贡献,灵魂是战略方面的领导作用。他几乎经历了航天事业的全部,从‘东方红一号’到现在,是我们航天事业的活字典和榜样。”叶培建说。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原始基因

  人类探月活动已达上百次,美国也发射过火星探测器,中国为什么还要做?已经有了美国的GPS,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搞北斗?

  面对类似的疑问,孙家栋的回应如出一辙: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自主创新,深深刻印在他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