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二孩时代”|人们为什么不愿生,安心生育路在何方?

霍林郭勒网 刘 欣2021-06-10 00: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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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五年多后,三孩政策来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对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专门强调了配套支持措施,“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

  回顾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这五年多,我国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较快提升。5月31日,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就三孩政策答记者问时称,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下降的主因有三个:生育妇女规模减少,婚育年龄推迟;群众生育意愿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说。

  此前,多名研究人口和经济学的学者也向澎湃新闻()提到,最直接的因素当属生育成本的增加,这包括住房、教育、医疗成本、独生子女一代更严峻的养老成本,以及女性越来越重视职场所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等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一孩生育意愿也在明显下降。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指出,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数量的比例达到59.5%,一孩所占比例仅为40.5%。他分析,这样的数据说明二孩政策已发挥了应有的效应,但一孩的出生比例“太低了”,即人们生育一孩的意愿已经在明显下降。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历史积累的二孩生育意愿释放完成后,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生育意愿,未来的一孩和二孩数量都会加速下降。

  2019年,为了鼓励更多夫妻生育孩子,国务院发文要求各地开始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服务发展,完善现有的托育服务。

  上述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在谈到三孩政策配套措施时也说,要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过去十年一孩出生比例大幅下降

  人们直观的感受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这种“不愿意”的程度是多少?

  通常来说,国际上会统一采用“总和生育率”来衡量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个概念指代的是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0年以前,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还在5.8左右;1991年以来,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开始持续下滑;进入21世纪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则已跌至一点几。

  民政部部长李纪恒2020年12月1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即1.5),人口发展已进入关键转折期。多名人口学专家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简单来看,全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还不到1.5个。而国际上普遍认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达到2.1,才能保证每代人的数量稳定,一旦低于该水平,将可能出现人口萎缩的风险,并因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正是出于对这种潜在风险的担忧,我国先后在2013年和2015年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希望通过逐步放开生育限制,释放人们的生育需求,从而提高生育率。

  然而,放宽限制却没能带来人们预想的结果。原国家卫计委曾组织专家研究,预测出2016年至2019年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为1767万、2023万、2082万、1982万,其中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但官方公开的数据显示,只有2016年的出生人口数量达到高峰1786万,2018年便出现明显回落,2019年出生人口仅为1465万人。

  政策放开后,出生人口为何不升反降?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2020年初曾公开表示,主要原因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人数的急剧减少。与2018年相比,2019年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女性(20-29岁)人数减少600多万人;即使宽泛比较,处于育龄期(15-49岁)的女性人数也减少了500多万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一孩生育意愿也在明显下降。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指出,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数量的比例达到59.5%,一孩所占比例仅为40.5%。在他看来,这说明二孩政策已发挥了应有的效应,关键问题在于,人们生育一孩的意愿已经明显下降,一孩的出生比例“太低了”。

  如果将一孩出生比例与过往普查数据作对比,这一结论会更为清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一孩出生比例还有约68%,十年后第六次人口普查时降至62.17%,随后不到十年间,该比例就下跌到了40.5%。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历史积累的二孩生育意愿释放完成后,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生育意愿,未来的一孩和二孩数量都会加速下降。

  对于每对伴侣来说,是否决定生育、生育几个孩子,首要考虑的便是生育环境和成本。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2020年曾撰文分析,近年来房价、教育成本和医疗费用均快速攀升,独生子女“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增加,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这些客观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生育成本的增加。

  除此之外,生育率还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负相关。杨成钢介绍,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均为发达国家,高于更替水平的则多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素质的更高要求、教育的普及、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等等,这些改变都会指向生育率的降低。“联合国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叫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杨成钢说。长期研究人口政策、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列举出了与生育率相关的更多细节:现代化进程中,男女性别平等观念加强,女性就业比例越来越高,在职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注重职场的女性通常不大愿意生育,因为生孩子需要在家照顾,会影响她的工作。而放弃工作意味着让丈夫独自赚钱养家,家庭很可能又要面临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

  左学金指出,国民非常看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近年来,“少生优生”的观念深入人心,促使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此外,随着社会保障逐渐完善,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日趋淡化,也会削弱人们的生育意愿。

  专家:易被忽视的少子老龄化

  “与认识高生育率历史相比,低生育率的认识过程更为艰辛。”2018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茅倬彦在其写作的《中国人口惯性研究》一书中写道。

  她提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类曾长期无法应对高死亡水平,为保证人类不至于灭绝,便形成了一整套社会文化机制来保证足够高的生育水平。而由于世界人口长期处于增长趋势,人们通常对惯性减少知之不多,因此表现得非常迟钝。

  比如,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认为,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后,会继续维持更替水平,但事实证明,几乎所有国家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普遍会继续下滑。直到21世纪初,才有人口学家首次提出警告。

  茅倬彦分析,我国的历史情况更特殊,尤其在长期保持超低水平生育率、人口总量仍在增加的情况下,低生育问题更容易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