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大学生的毕业季:相信教育能改变“被照顾”的命运

霍林郭勒网 刘 欣2021-06-11 01: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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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名盲人大学生的毕业季
  相信教育能改变“被照顾”的命运

  周文晴喜欢刺绣,丝线勾勒出杜鹃和梅竹,蕾丝织出藤蔓。

  邬逸帆也喜欢中国风的美感,她曾看到过色彩,确信自己喜欢紫色汉服,她穿的交领上襦和花鸟裙分别是粉紫和偏橘的藕荷色。

  吴潇有双凤眼,瞳孔又大又圆,却是南京城墙砖的深灰色。她给自己挂上亮晶晶的珍珠耳环,水晶项链,穿着镶满水钻的细带凉鞋。  

  5月19日,下过雨的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下称南京特师),天空是浅蓝色,教学楼是深红色,槐树冲刷出新绿,粉色的睡莲露出水面。三个视障女孩无法看见这些,但不妨碍她们精心打扮,融入这片斑斓的世界。

  夏天已至,三名女孩迎来了她们的毕业季。

  三人同班、同住一个宿舍,融进了健全学生组成的班级,成绩斐然。周文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成为该校应用心理专业录取的第一名视障生。邬逸帆高分通过了雅思考试,收到多所英国大学的录取资格。

  聚光灯照不到的暗处,吴潇还在奔波着面试。她似乎是不幸的那一个,考研报名时遭到陕西师范大学的拒绝,考过了教师资格,却无法通过体检认证。被失败围绕,吴潇心里仍攒着劲儿,一定要摆脱当盲人推拿师的命运。

  “我可不想大学白念了。”吴潇用大眼睛翻了个白眼。

  欲摆脱原有的命运

  本科阶段的课程都已结束,毕业论文只待答辩,日子悠闲起来。5月20日,同为视障的男孩邵磊从长春来玩,周文晴、邬逸帆和吴潇一番打扮之后,相携出校招待远方来的朋友。

  女孩们打扮得精致,手挽手向前走。盲杖收起后只有十几厘米长,用绳挂在手腕上。周文晴走在最前面,她残留着一点视野,成管状,比指甲盖还要小,但足以成为引路者。

  四人在学校会合后决定去附近的火锅店。那是一家视障学生常去的火锅店,服务员熟练地引导他们,帮助涮菜和分菜。

  火锅店人声鼎沸,四个二十岁出头的学生被气氛带动着,讨论起自己,以及未来。

  讲起考研经历,周文晴说在报名时多次与校方沟通,终于争取到盲文试卷。笔试获得高分打动了学校,最终得以录取,学校还向她承诺会提供无障碍设施。

  邬逸帆接过“无障碍”的话题,向邵磊介绍起南京一家博物馆的无障碍展厅。她说希望将来到英国深造融合教育,“抹平健全者与残障者之间的差距”。

  一些报道用“身残志坚”形容残障者的成功,女孩们都认为有些冒犯。“这里面是隐含歧视的。”周文晴说。

  “很多人讲的关爱,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俯视这个群体。”别人对视障者的固有看法,时常令吴潇感到刺痛。

  她提起前一天与朋友打车时,司机起初没发现她是视障者,调侃特殊教育专业学生“没有什么升学压力”。吴潇忍不住反驳,“视力障碍、听力障碍的学生也有对学历的追求”。司机这才反应过来,“你眼睛是不是不太好?”语气随即变得柔和,极力安慰,还劝她“以后还是要找个视力正常的来照顾你”。

  吴潇没再答话,“当时我有点难过,为什么视障人士一定要被照顾?”

  她们相信教育能改变“被照顾”的命运。周文晴说,教育能提供更高的平台,“选择也就越广。”邬逸帆心直口快,“它(教育)其实是一个挣脱桎梏、摆脱原有命运的过程。”

  原有的命运是什么?“做推拿或者安排好的、低收入的工作。”邬逸帆说,这是几个人的共识。

  邵磊是长春大学的大四学生,读的是针灸推拿学专业。许多同学不承认自己是“做推拿的”,认为自己是一名中医。“既然读了本科,大家就想努力争取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对推拿专业的视障学生来说,不论学历是中专、大专还是本科,他们能考取的资格证书都是“盲医证”,即“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从事医疗按摩资格证书”。与真正的执业医师资格证相比,“盲医证”存在政策性的限定,因此即便医院愿意录用视障推拿职工,他们可开展的医疗业务也十分有限。而由于体检标准中包含视力检查,视障者几乎无法获得真正的执业医师资格证。

  天天去医院看眼睛

  1998年的腊月,黄卫娟抱着两个月大的周文晴去了北京。在同仁医院,小文晴被确诊为先天性视神经萎缩。

  回到徐州新沂的老家,黄卫娟心情低落,无心过年。“我和孩子爸爸都不近视,两个家族其他人眼睛也没问题。”她想起女儿刚出生时的眼睛,外观正常,瞳孔黑亮,眼白上连黄疸都没有。

  这双漂亮的眼睛,在周文晴出生20天时显露出了异常。当黄卫娟把卡片拿到周文晴眼前移动时,孩子毫无反应。

  有人劝黄卫娟,“这个孩子别要了”,这让她很生气,“自己家的孩子,怎么能说不要?”

  周文晴的视神经萎缩是进行性的,随着年龄增长情况更加严重。小时候,她仍有视野,黄卫娟说,为了尽可能保留女儿的视野,小家庭倾尽所有。

  回忆起童年,周文晴最多的印象是“天天去北京的医院看眼睛”,不去医院的日子,就在家配合父母“做各种各样刺激视神经的项目”。

  但周文晴的视力仍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父亲周德刚回忆,女儿三四岁时,视力最好,“我们单位有个篮球场,她可以自己在那儿骑小自行车”。他翻开相册,照片里的周文晴逐年长大,眼神也逐渐偏离镜头。

  五岁半到六岁的整整半年,周文晴在家人陪伴下住在北京,专注于康复训练。

  从北京回来后,黄卫娟打听到徐州有一位老中医擅长治眼病,她早出晚归,每天带着女儿坐火车往返新沂和徐州。“围着眼睛一圈,扎八根针,她咬着牙一声不吭。”

  另一条路

  2006年,八岁的周文晴进入徐州特殊教育学校,与聋生共同学习。“我女儿是比较聪慧的,反应特别快,一教就会。”但黄卫娟发现,女儿在这所学校的提升有限。

  两年后,周文晴进入南京市盲人学校(下称南京盲校)就读三年级。这所学校创建于1927年,是一所老牌名校。在周文晴入学的两年前,这所学校刚成为“江苏省盲人教育资源中心”,面向全省招生。

  在学校,周文晴学会了剪纸和插片。黄卫娟还保留着女儿作品的照片,她剪出了花纹复杂的猴子、老虎、燕子和梅花,还把小纸片折成三角形,一个垒一个,插出了白天鹅。

  邬逸帆也是2008年进入南京盲校,她是镇江人,先天弱视。“8岁之前视力都还好,只是比正常小孩稍微差一点,上课坐第一排就行。”据她回忆,上完一年级后,她的视网膜脱落了,修补手术后再次脱落,失去了挽救机会。

  进入南京盲校后,邬逸帆就读一年级。1997年出生的她,进入盲校时快11岁,她在小学阶段跳级三次,而周文晴上完五年级后,跳级直接上了初中,两个女孩成为同届同学。

  2014年初中毕业,两人面临选择。南京盲校没有设置高中,如果选择校内升学,只能进入中专,专业只有中医推拿。

  周文晴不愿意。“为什么盲生就只能走这条路?”她问母亲。这时黄卫娟才意识到,“女儿有独立的思想了”。

  周文晴和邬逸帆决定去青岛,就读青岛市盲校。这所建于1932年的学校是当时全国唯一的盲人普通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