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国为什么不是西方定义下的“帝国”?

霍林郭勒网 刘 欣2021-06-11 14: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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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问)独家 | 明代中国为什么不是西方定义下的“帝国”? 

  中新社北京6月11日电 题:明代中国为什么不是西方定义下的“帝国”?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旭鹏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明代中国为什么不是西方定义下的“帝国”?

张旭鹏。本人供图

张旭鹏。本人供图

  随着“内亚史观”的兴起,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内亚性问题日益成为中外史学家关注的焦点。从上世纪90年代“新清史”研究受到热捧,到近年来围绕明代内亚性的研究明显增多,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强调古代中国的内亚性,并试图以此论证中国曾是一个充满扩张性的“帝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旭鹏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以“内亚史观”解读,将中国的清朝、明朝或其他朝代称为“帝国”是不正确的。研究中国的内亚性,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有帮助的,但不应夸大这种内亚性,甚至认为其重要性超过了“中国性”。

明朝宫廷画“丝路山水地图”局部:嘉峪关。/p中新社记者 张炜 摄

明朝宫廷画“丝路山水地图”局部:嘉峪关。中新社记者 张炜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学界对于内亚性尚无统一标准定义,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所有时期都存在内亚性,只是在不同时期和地域上不均匀分布。您怎样定义内亚性?大众应如何理解古代中国的内亚性?

  张旭鹏:“内亚”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或文明概念。尽管学术界对于如何框定内亚的地理范围有着不同理解,但内亚基本可以看作是位于内陆亚洲的各游牧部落及其所创造的游牧文明。所谓内亚性可以理解为与内亚相关的特质、因素和属性。中国历史上的内亚性,就是指中国各王朝历史中所包含的内亚特质、因素和属性。如果从游牧部落或游牧文明对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产生影响的角度看,说中国历史上所有时期都存在内亚性似乎也没有问题。

  不过,在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内亚性时应注意两个问题。

  首先,在谈论内亚性时,应当将之放在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文明或中原文明的互动中来理解。以前的中国史比较偏重于以汉族或中原的视角来叙述,游牧民族是作为中原的他者而出现的。强调中国历史上的内亚性对于纠正这种观念,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有帮助的。但认为它的重要性超过了“中国性”,或者将之独立于中国之外,强调它与中国的对立,就夸大了这种内亚性。

  内亚视角有时被预设了一种与汉族中心相对立的意味,即为了挑战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罗友枝与何炳棣围绕“汉化”的著名争论,可以说是这种对立的一种表现。

  种族或族裔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至少在前现代的各种文明中都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以某个种族或族裔为中心的体系也不是完全封闭和绝对排他的,它逐渐超越了种族和血缘的界限,成为一个以文明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古代希腊的“希腊人-蛮族人”的对立模式还是古代中国的“华夷秩序”,都体现了一种开放性。特别是后者,“华”和“夷”的身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客观而言,汉族或游牧民族都曾经在中国历史的某个时段居于中心的位置。汉族处于中心位置的时间、产生的影响还要更长、更大一些。作为曾经的历史事实,没有必要刻意否认汉族或游牧民族的这种中心性或主导性。内亚视角的引入,是对传统中原王朝史观的补充和纠偏,但两者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

  第二,内亚性虽然是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但不宜夸大它的作用和意义。如果从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产生影响的角度看,内亚性甚至不能算作多么有原创意义的提法。

  早在1983年,中国著名世界史学者吴于廑先生就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相互影响和彼此纠葛的复杂关系。吴先生的观点,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欧亚大陆在从公元前20世纪中叶到公元13世纪这300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充满了内亚性。不同的是,吴先生是从世界史的高度来谈及这一问题的,特别强调了游牧世界或内亚性在打破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在历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尽管有时是以暴力的方式完成的。

  吴先生还发现,这场长达3000多年、横跨欧亚大陆的两个世界之间冲突与交流的结果是,农耕世界的日趋扩大和游牧世界的日趋收缩。从这一意义来说,内亚性固然重要,但是从一个国家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内亚性最终还是有机地融合到这个国家更为主流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之中。这一点在西欧和中国相较于中亚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

资料图:希腊雅典卫城。

资料图:希腊雅典卫城。

  中新社记者:继“新清史”之后,近年来欧美学界又出现了所谓“新明史”,即从内亚的视角研究明代历史。美国学者鲁大维指出,明朝并非一个以汉人为主的相对封闭的王朝,而是像元、清一样,具有明显的“欧亚性”或“世界性”。您如何看待和评价“新明史”?

  张旭鹏:首先要说明的是,国际史学界尚未有“新明史”这一说法。显然,这是对“新清史”这一术语的套用,借以表明“新明史”与“新清史”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作为推翻元朝而建立的王朝,明朝历史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些内亚因素。

  中国学者钟焓认为清朝的三个主要内亚性,即清朝君主的多民族“共主”特性、以汉文和非汉文彼此对照的多语种文献的出现、“以教促政”的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宗教政策,均在明朝有相对应的反映。鲁大维则通过研究明代宫廷的尚武活动,认为元、明、清三代的宫廷文化有着惊人的延续性,甚至认为,明廷尚武活动的目的,即展现军事力量、显示皇帝的实力等,与欧亚大陆其他国家宫廷的类似活动是一致的,且都受到了蒙古帝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