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死线”: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困境

霍林郭勒网 刘 欣2021-02-20 13: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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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芊霓 实习生 黎越可

  五年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副教授李琳琳访谈了25位高校教师。张一伟(化名)是其中之一。张一伟说,他要同时"跟进"四个研究课题,每个课题都有好几个deadline,每一个都压得他喘不过气。

  deadline,直译为“死线”。“大学老师都有太多的deadline,”张一伟感慨,“每一次都觉得要被死线逼死了,只能是哪个死线在前,就先完成哪个。”

  更令他无奈的是,他只能在下班时间才能安安静静做研究,寒暑假加班更是常态,完全无法享受愉悦美好的寒暑假期。因为如果不好好利用假期时间,科研成果就难有保障。  

  张一伟的生存状态在高校教师中普遍存在。2018年,阎光才的《学术职业压力与教师行动取向的制度效应》调查中发现研究型的大学教师平均工作日每天工作9.43小时,周末每天工作6小时左右。

  2020年,《高校教师996:“青椒”们的绩效困境》一文更是指出“非升即走”带给众多“青椒”的压力困局——到了30岁,他们的职业生涯往往才起步,而到了35岁,就又面临失业的压力。

  李琳琳也一直关心“知识生产需要何种制度保证”的问题,她的切入点是时间。在她的理论视野下,近年来学术界热议的“青椒非升即走”、“多位学者英年早逝”、“女性学者生育”等问题都可以从时间观的角度进行分析。

  基于对25位个案教师的研究,李琳琳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发表了《时不我待:中国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时间观研究》一文。论文指出,高校行政部门时间观和学术时间观有冲突,倒计时式的生存压力打乱了学术工作节奏,挤压职业准备期和发展期等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曾艳教授告诉澎湃新闻,这篇文章从理论层面揭示了大学教师时间冲突产生的制度根源,还通过鲜活的质性数据在经验层面引发共鸣与共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徐岚教授也对澎湃新闻感慨,急功近利的时间观无异于竭泽而渔。每个人都繁忙却迷茫,疲于满足即时的、短期的管理要求,那些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重大的价值的研究却因高风险、长周期、高难度被放弃。这无疑是学术界亟需关注的问题。

  更令人沮丧的是,背离学术工作特征的时间要求,使学者难以享受到学术职业内在的志趣,长此以往,高校教师职业将失去吸引力,吸引不到优秀人才。

  “当整个社会都屈从于时间的规训与焦虑之时,大学教师也很难独善其身,可是学术发展有自己内在的规律,也更应该保持清明冷静,思考和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李琳琳说。 李琳琳。

  【对话】

  行政和学术时间观的冲突

  澎湃新闻:你的论文提到对大学教师的管理要求产生的时间观,和他们学术工作的时间观存在矛盾。这个矛盾体现在时间深度、时间边界等方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可以再多谈谈你的研究发现吗?

  李琳琳:第一是时间深度,学术工作特别需要连续的、沉浸的时间进行持续地思考、阅读、探索、创新。简单来说,有连续的时间让你沉浸其中探索感兴趣的事情,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这是有深度的时间。但是如果你经常被打断,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无法沉浸其中。学术工作就需要有深度的时间。但是大学内部各个主体都对教师都有一些时间要求,比如说考评、填表、报销、会议、通知、咨询等等。这些繁杂、琐碎、缺乏计划的时间要求很容易打碎学术工作时间,无法保障时间深度。

  第二是时间边界。生活时间相对于工作时间是一个调节和休整,但两者的时间边界越来越模糊,工作压力充斥到大学教师全部的时间之中。通讯技术的发展也使学术工作转变成了时时待命、处处加班的模式。常规的工作时间被大量碎片化的时间要求侵占,考评和晋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生活时间进行工作已经成为大学教师生活的“常态”。若不牺牲生活时间进行工作,就难有职业发展。

  这两年大家都在讨论加班现象,大学教师的工作时间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每年3-4月份有几个重要国家级课题的申请,虽然立项的比例非常低,但大批的老师都会在寒假进行课题申请的准备。

  澎湃新闻:是的,你论文中还发现了时间冲突和时间节奏方面的问题。

  李琳琳:教学、科研、服务、行政杂物,这么多的工作经常有时间冲突。我们会经常碰到学校不同部门通知我们同一去参加多个会议,或者跟学生约了时间指导论文,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工作多次改时间,我们没办法掌控自己的时间,预约机制基本失效。类似的时间冲突需要通过有效的协调机制去解决。不然每一个人都会陷入无序混乱。

  第四就是时间节奏了,当前社会大家都在加速,走路在加速,看视频也要调2倍速。但知识创新是不确定的,它有随机性和偶然性,甚至会有一些研究,它有很大的失败风险。但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管理和考评的要求都有加速的趋势、周期越来越短,那些长周期、高风险、高难度的研究就难以为继。

  最后是时间轨迹,与其他职业相比,大学教师需要较长的职业准备期和职业发展期,国内当前普遍将博士学历作为入职门槛。顺利读完博士大约30岁左右,可能还要通过博士后经历累积成果,之后可能还要经历6到7年“非升即走”的考验。

  此外,学术工作探求新知识的特性也要求大学教师在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持续进行专业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管理要求更多鼓励年轻化,有一种“低龄偏好”,这当然有利于年轻人才脱颖而出,但也要看到它对长期的积累带来一些冲击。澎湃新闻:在行政部门的时间观这个事情上面,学校之间的差异会很大吗?

  李琳琳:这种提高行政效率的改革,这些年一直在做,不同城市整体的时间节奏有差异,还有不同学校行政部分改革的进度也略有差异。例如报销细则,有些学校更精简一些、有些学校更繁琐些。但是我觉得总体的管理要求体现的时间观是一致的。例如,都很重视表现性的评价,大家经常自嘲自己是“填表教师”,例如一位老师今年发了什么文章,这个信息每位老师在年底都要填很多遍,要向不同部门、通过不同的表格和文件反复地汇报,因为他们的统计口径不一样或者没有数据共享。如果进行部门协商和信息共享,这些杂物还可以进一步减少。

  澎湃新闻:在观念层面,如果大家觉得做行政人员也是一件体面程度不亚于做大学老师的事情,如果行政人员也能够得到足够的尊重,我们行政和学术的运转是否能够更好地契合?

  李琳琳:我觉得一味的把学者和行政人员对立起来,无助于解决任何的问题。我日常接触很多大学行政人员都是繁忙且敬业的,我在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我们的硕士毕业生也有很多去大学里面做行政工作,他们有专业的知识储备、有对大学的热爱。所以只要认同了相似的时间观念、进行时间成本控制、提高管理效率,无论是对于学术人员还是行政人员来说,都可以更有尊严,更热爱这份工作,更能感受到自己工作的价值感。